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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要做一辈子研究生——回忆中国微波之父林为干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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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2-06-07

                2010年中国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该工程通过录音录像、实物采集等多种方式,把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该工程拟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300名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整理工作。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林为干院士入围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300名老科学家之列。

                林院士是我国享有盛名的微波理论学家,我国微波理论与技术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林院士被尊为“中国微波之父”,称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41号,同时也是五十名现代中国基础科学家之一。在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后,1951年8月,林院士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冲破了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拦,毅然从旧金山登船返回祖国。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培养出50多位博士,他们均已成为我国各个部门领军人物或技术骨干。

                林院士与我们中天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天科技院士工作站就是在林院士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同时,林院士是我念硕士学位时的导师,是我的恩师。我之所以能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是与林院士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与林院士的初次见面

                1968年12月底,我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四川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当时我所在的连队共有120多位学生,其中,90多位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其他30多位分别来自清华、科大、北航、北工大和上海交大等学校。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我认识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林诒玉,他是林为干教授的儿子。1970年5月份,我结束了劳动锻炼,被分配到四川西昌专区。在前往西昌专区报到的途中,在成都住了几天,其间,与同时分配到西昌的一个清华同学到成电去看望林诒玉,在林诒玉家,我第一次见到了林教授。我和分配到西昌的那个清华同学由于不知道到西昌后还要被分到什么地方;加上到成都后,得知西昌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此,我们两个人对前途都忧心忡忡,情绪很低落。林院士看出了我们的低落情绪,鼓励我们要振作起来。到西昌后,我是越分越差,一度跌落到我的人生最低点,但是,林教授鼓励我的话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了起来。

                研究生时期林院士对我的教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招生。由于我在贵州的一个雷达厂工作了近六年,从事的是雷达天线和馈线系统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微波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所以,我决定报考林院士的研究生。当然,林院士的名气也是我当时报考他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以电磁和微波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林院士的研究生。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林院士身传言教,使我受益很大。首先,林院士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我国微波事业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其次,林院士并没有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恃才傲物、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恶习。尽管林院士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但是他一直很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权威架子。林院士指导研究生很认真负责,在林院士的指导下,我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非圆介质波导传播特性及场结构的研究”。在准备论文的时候,碰巧林院士也在准备去美国加洲大学讲学的资料,非常忙,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院士仍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指导。硕士论文完成后,林院士对论文进行了仔细审核,称赞说论文写得不错,对我鼓励很大。我的硕士论文发表在1982年第1期《成电学报》上,不久后,又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评为优秀论文。以后,我一直从事光纤和光缆方面的工作,实在是与当时选择非圆介质波导作为硕士论文有很大关系。

                在德国学习时期林院士对我的鼓励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参加了当时国家组织的出国英语考试。我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赴美国学习进修的资格。1982年我从美国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不巧的是,1982年发生了有名的“胡娜事件”。当时,中国的女子网球第一号选手胡娜在美国要求政治避难,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由此我国政府决定削减去美国进修和学习的名额。大概由于当时在成电考上出国的人中,我相对来说要年轻一些,学校要求我改去德国。由于时间仓促,我也来不及了解德国的大学,更不认识德国教授。林院士花了不少时间帮我联系德国的大学和导师。后来,给我提供奖学金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我联系好了德国不伦瑞克工科大学高频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温格尔教授。林院士得知我要到温格尔教授处,很为我高兴,他向我介绍了温格尔教授,说他原来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名气很大,后来返回德国了。1983年12月,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来到了德国。在歌德语言学院学习了四个月德语后,我来到温格尔教授的手下进修。最初,是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提供给我奖学金,为期两年。在德国期间,林院士多次写信给我,一方面,林院士要我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多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林院士明确向我提出,要我在温格尔教授处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其实,在到温格尔教授处后,我也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是,温格尔教授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以要求严格著称,手下汇集的都是当时德国的一些精英,我很担心,温格尔教授是否会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另外,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两年后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此,我虽然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是,一直有些胆怯,一直在犹豫。林院士的来信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我很大鼓励,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从此,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件事情能否成功,经常是取决于一个人能否下定决心,能否坚持最后五分钟。如果没有来自林院士的压力和鼓励,很可能我就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我仍然一直与温格尔教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前几年我还介绍了一位国内的教授到他创立的研究所进修。

                自中天科技院士工作站成立后,我与中天日立射频电缆公司的同事曾多次拜访林院士。林院士虽已年过九十,现在仍然坚持每天工作4个多小时。有一次,林院士还送给我一篇不久前他在美国一个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使我既感惭愧又深受感动。林院士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要做一辈子研究生”的诺言。

                (作者:杨日胜博士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