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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的曲折和复杂留学经历(四)——转往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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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3-02-04

                由于温格尔教授不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我就将目光转向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考虑到美国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曾同意我去他们那儿攻读博士学位,并提供给我助教和助研奖学金,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自然成为我的首选目标。正如在以前的文章中所说,1982年,由于“胡娜事件”,我国政府削减去美国进修和学习的名额,我被要求去了德国。由于不能到俄克拉河马大学去了,我就将其介绍给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研究生班的一个叫张有松的同班同学。张有松也申请到了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和助研奖学金。我去德国后,张有松成功地去了俄克拉河马大学,因为从1984年开始,我国政府又不限制去美国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张有松,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张有松说,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并不很理想,他和其他几个博士生都打算转往其它大学。鉴于这种情况,同时,我也没有兴趣再去学与原子物理有关的专业了,于是,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也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了。这时,我想起了加拿大的莎菲教授,打算向加拿大的大学试一试。

                1982年,我的硕士导师林为干院士曾将我推荐给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莎菲教授。莎菲教授是加拿大籍的伊朗裔微波教授,与林为干院士关系不错。他年富力强,据说科研项目较多,经费充足。当时,莎菲教授同意我去他那儿攻读博士学位,并曾口头答应,我到他那儿后,可以考虑给我提供经济资助。由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及其上级领导单位坚持要我去德国,所以,也就没有与莎菲教授继续联系了。我给莎菲教授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到他那儿去攻读博士学位,随信寄去的还有我的毕业证书、硕士证书、大学和研究生的考试成绩等的复印件,当然,还有我所发表的论文复印件。莎菲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莎菲教授说,他看了我寄去的材料,发现我主要是从事光纤通信领域的研究,而他的研究领域是微波,他本人对光纤通信领域的研究没有评判和鉴定能力。莎菲教授向我推荐了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的G. L. Yip教授,说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光通信,可能会对我的研究课题感兴趣。

                由于是同行,我自然知道Yip教授,他是加拿大籍的华裔教授,出生于上海,中文名字叫叶嘉霖。1950年,他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定居,在英国读的大学,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在麦吉尔大学任教,是麦吉尔大学电机工程系终身教授。我给叶教授写了一封信,申请到他那儿攻读博士学位。叶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信,在信中,叶教授向我提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不在温格尔教授处攻读博士学位?

                2.是否有硕士学位? 因为他需要的是博士生。

                3.是否能从中国政府得到经济资助?

                我给叶教授回了一封信,回答了叶教授提出的三个问题:

                1.我不能在温格尔教授处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是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两年后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在温格尔教授处两年是拿不到博士学位的。

                2.我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

                3.我不能从中国政府得到任何经济资助,希望叶教授能提供资助。

                信寄出后,很长一段时间杳无音信,而我归国的日期又一天一天的临近。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坐立不安,束手无策,整天想的是这样回去,如何向我的导师林为干院士和学校交待?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务处的人在给我的来信中告诉我,我的几个留在学院读博士的研究生同学都已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看了信后,有点后悔,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应该出国,留在国内读个博士学位多好!但是,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事已至此,只能做好先回去的打算,于是,我也就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了。

                正在我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之际,突然收到一份叶教授发来的电传,电传很简单,就只有两句英文“我能资助你,请打电话给我”。当时还没有传真,只有电传。那时,在国内发电传时,邮电局要先将汉字换成数字组成的编码,每个汉字都对应于一组四个数字,邮局将这些数字组发到接收邮局,接收邮局再将这些数字组翻译成汉字,再交给客户,发电传的费用取决于字数的多少,所以,尽可能要字数少。在国外,发电传要简单一些,直接发外文单词就行了,费用取决于字母的多少,所以,在表达清楚意思的前提下,也要尽可能简单,尽可能要字母少。

                收到电传后,我喜出望外,真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在我的一生中,有好几次都是在最后一刻命运发生了改变,就是俗话所说的“咸鱼翻身”。在我天命之年后,我又经历过一次“咸鱼翻身”。2005年初,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我被迫离开了德国力倍公司,我又一次处于人生的低谷。在我困难的时候,中天科技和薛济萍董事长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拉了我一把,使我在中天得以发挥余热,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为此,我特别感谢中天科技和薛济萍董事长。多次“咸鱼翻身”给我的体会是:在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不要灰心丧气,一定不要丧失信心,要看到前方的光明。不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只要坚定信念,勇于开拓,人生就能峰回路转,从而出现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崭新世界。

                我很快给叶教授打了电话,在电话中,叶教授告诉了提供给我的奖学金数额,与我确定了去麦吉尔大学的时间等。叶教授告诉我,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需要交纳两年的学费,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交的学费要比加拿大人高得多。到加拿大后,我才知道,外国人所交的学费是加拿大人的十倍。在德国,外国人与德国人一样,都是免学费的。看来,德国人虽然有点排外,但是,在学费这件事情上,德国并不歧视外国人,比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要强多了。

                1986年1月初,在告别了温格尔教授和高频所的同事后,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我从德国不伦瑞克火车站乘火车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西佛尔机场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呆了九个月后,我会又返回德国,最后,还是在温格尔教授处获得了博士学位。

                                                                                        (作者:杨日胜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代表)